网络配资利息 一份共产国际发出的秘密指令,如何送达中国|一馆一物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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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时任平安人寿黑龙江分公司总经理的夏树海曾提交辞呈,来到合众人寿担任总裁助理。时隔一年多,夏树海选择回归平安,担任平安人寿陕西分公司总经理。此后,夏树海还曾担任杭州绿城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21年4月起,夏树海任合众人寿副总经理。

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一座砖红色的两层建筑耸立眼前,这就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这里不仅承载着中共三大的历史记忆,还藏有一段关于共产国际指令的神秘往事。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黄剑 摄

1922年7月18日,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份重要指令,决定中共中央驻地由上海迁往广州。

这份指令的执行,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三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大会确定了以国民革命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并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

那么,这份秘密指令是如何来华的?又是怎样影响中共三大的进程?

近期,由《南方》杂志与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广州市越秀区融媒体中心携手打造的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室,推出“一馆一物一记忆”系列文章,带您走进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探访这份珍贵文物背后的历史。

 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广州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认识到要对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单靠一个阶级的孤军奋斗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因此,党开始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联合。

此时的孙中山,因依靠军阀打军阀的策略屡遭挫折,陷入苦闷之中。但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此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1923年年初,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东,成立大元帅大本营,重建广东革命基地,广东的形势逐渐好转。同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对国共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2年,马林对广州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该地具备多个有利条件,认为广州是推进中国革命的理想地点。于是,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中共中央驻地迁往广州。这一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并随后发出了正式指令。

缝制在马林衬衣的指令。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供图

指令的内容翻译成中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共产国际远东支部,莫斯科,1922年7月,魏金斯基”。

为了确保指令的安全传递,马林(即指令中的“菲力浦”)采取了特殊措施,将这份指令用英文打印在一块白色绸缎上,缝进自己的衬衣里,秘密携带来华。然而,由于当时广东局势的变化,这份指令一时无法得到执行。直到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后,中共中央才正式执行该指令,迁往广州。

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广州后,在大力推进与国民党合作的同时,也加紧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广东的党组织积极协助和配合中央各项工作的开展。在中共三大召开前,中共中央以“钟英”为代号,指示各地大致从每十名党员中选派一名代表,前往广州参加大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等至少40人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马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 黄剑 摄

在中共三大纪念馆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展览中,展出了不少珍贵史料。其中就包括马林档案。这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为了丰富展览内容,主动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联系,复制了该所收藏的马林档案26件/套,才得以让马林的关键档案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亮相。

这批档案主要是1922年至1923年间马林在华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以及国民党来往的信件等。其中对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有详细的记录,包括一份最早详细记录中共三大选举结果的德文报告。

中共三大的召开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门。此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如滚滚洪流一般席卷中国大地。而统一战线在后来革命斗争的反复实践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战胜强大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重新确认会址:一段49年的寻根之旅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主体陈列中,一张巨幅照片引人注目——那是20世纪30年代广州东山一带的航拍照片。这张照片如同历史的眼眸,穿越时空的迷雾,让今人得以窥见中共三大会址房屋的远景全貌。

照片中,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部长谭延闿的公馆简园等建筑清晰可见,它们共同勾勒出一幅那个时代的风云画卷。

这张照片是从一位民间藏家处以电子版本形式征集而来的,它的出现,让中共三大会址的形象变得直观。然而,这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曲折的寻根故事。重新确认三大会址的确切位置,竟用了长达49年的时间。这既是对广州历史文化遗迹的一次保护利用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追寻历史足迹的一次深刻体现。

2006年7月1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2013年3月,中共三大会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包括会址遗址以及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春园、简园和逵园。这些地点在中共三大召开时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重新确认三大会址所在地提供了宝贵的定位标记。

然而,寻找三大会址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1938年,侵华日军对广州进行大规模轰炸,那座作为会场的两层小楼被无情炸毁。由于当时关于会议的情况记述寥寥无几,因此会议的确切位置一度成为谜团。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为寻找三大会址历经周折,但始终未能确定其具体位置。

直到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之际,中共三大代表、时任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再次写信给广州有关部门,希望能来广州寻访会址。他提供了三大会议位于“东山恤孤院路”的线索,并回忆起当年会场的许多细节,如会场是一个小房子,两层楼,左右没有屋舍毗邻,地势比街边稍高,雨天时能见雨水北流等。这些回忆成为了定位三大会址的重要依据。

1972年10月,年近八旬的徐梅坤在广州市相关部门的邀请下,踏上寻访之旅。当走到恤孤院路一栋三层仿西式的花园别墅逵园前,他抬头望见了层顶上“1922”四个数字后,老人尘封半个世纪的记忆,一下子被解封了。徐梅坤回忆道:当年参会时,透过窗户,与会代表天天都能清晰地面对逵园上面“1922”这几个字。由此会址得到初步确认。

为了找到更确切的位置,专家们对广州的历史地图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在《广州市经界图》上发现了与徐梅坤回忆相符的线索,图上显示恤孤院后街31号的位置与徐梅坤描述的会场位置大致吻合。

同时,专家们还在广州市档案馆里找到了一张1923年8月绘制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这张图纸清楚地表明距逵园的正南面17.6英尺,原有一幢门牌号为31号、坐西向东的独立房子。

然而,仅凭这些线索还不足以确定会址的具体位置。于是,专家们开始进行考古勘查。他们根据历史资料和地图的指引,在恤孤院路一带进行了大量的勘探和发掘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们终于清理出了与徐梅坤描述的会址房屋完全吻合的建筑基础。至此,会址位置得到最终确认。

走进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一块用玻璃覆盖的石阶遗迹映入眼帘。这块遗迹见证了1938年侵华日军飞机对广州的轰炸,那场残酷的战争导致会址房屋不复存在,只留下一片废墟。不过,历史的痕迹并未因此而被抹去。考古勘查发现的中共三大会址墙基和部分红阶砖地面,经回填保护和局部露明展示,让后人能够目睹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印记。

如今,中共三大会址、春园、简园、逵园等建筑周边地区已成为了广州最负盛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逵园被改造成了一座极富特色的艺术馆,吸引着无数年轻人前来打卡。而春园旁边也开起了咖啡店,为这片历史街区增添了现代气息。那个神秘的会场、那场激烈的争论、那群激扬的共产党人……虽然已成为历史,但他们的精神与追求却永远激励着后人。

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底蕴,也可以领略到现代都市的活力与魅力。这片历史街区已经成为了广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了解历史、感受文化、品味生活的重要场所。

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室出品

【本文责编】林若川

【文字】许俊仟

【海报设计】郑炜良

【频道编辑】周丽娜 莫群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林若川 蒋玉

【文章来源】南方杂志党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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